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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一方以单位利益为依托被动应付，并经常被人怀疑是既得利益者的当事人与同案人，而另一方则借助政法机关的公权力，间中或许夹杂办案人员情感和利益的博弈与较量，是一次次凶险复杂的碰撞过程。个中体会，可以用海上踏浪来形容。
现就以1998年宝安区有关部门框定的所谓宝安“四大诈骗案”中涉及我行的最小金额的贷款纠纷案来折射我的工作环境。
月27日，宝安一家私营企业——宝安福利床业有限公司以宝安工业村的三栋房产作抵押，向我行申请贷款350万元，经信贷员欧忠诚、刘爱华到工业村调查，经包括我在内的三级审批，并到宝安区公证处、国土局办理抵押登记，贷出320万元。到期后该企业无力归还，银行遂于1997年起诉至深圳中级人民法院，中院于月3日判我行胜诉，工业村要以抵押房产承担连带还款责任。工业村不服，一方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，并提出该案是诈骗案。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5月21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。省高院明确指出：该案合同“内容合法，手续完备，而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应认定为有效。……至于陈连平是否构成诈骗的问题，不是本案审理的范畴，本院不予处理。”另一方面，工业村在省里召开党代会期间组织村民集体上访，引起省、市高度关注。这样，区政法部门当作维护一方稳定的大事，以刑事案立案并实行公、检、法联合办案。于是，各种手段出来了：该公司法人代表陈连平被收押，用特殊手段获取证词。我行经办贷款的四人，也分别做了询问笔录。
更为离奇的是：1998年8月16日，被公安局收押的陈连平竟用专用信纸写给我一封信，由陈连平爱人送来，信中说：“到了公安局我才听人说，你跟金融服务社总经理庄宇瓜分了我支付的70多万利差，你得了25万元。你得的那一部分要给回我，我就保你无事。”云云。
看了信后，我联想到1998年6月16日应约到公安局交谈贷款经过，经办干警闪烁其词称我是“客家精英”、“有两个胆”，和他们事后多次对贷款经办人员的无礼纠缠，我觉得有人出于某种目的（如认定贷款非法）在演戏。从1998年5月4日至1998年6月24日公安干警对银行调查期间，我和支行领导先是积极配合调查，后来看到个别公安干警比较离谱，我们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，6月17日，王显耀行长明确告诉经侦队准备逐级投诉经办干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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