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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中佐的话引用律典，可谓判罚有据，同时明确了罪犯犯罪的性质及应当处以的刑罚，与刘子旭相比，高下立判，因此得到了冯道赞许。
唐律承隋代《开皇律》而来，经武德年间和贞观年间两次修改之后，于高宗朝最终形成完备，名为《永徽律》。其后则天皇帝的《垂拱律》和玄宗皇帝的《开元律》都是以《永徽律》为基础进行修改，在使用方面并未超出其范畴。因此，大唐天下仍旧以《永徽律》为法律依据，朝廷在科考取士时的明法科中，所考的内容便以这部法律为主。
中国古代的许多法律原则，都是在这部法典中最初得以集成和体现的，比如五刑之说，即处罚的五种刑罚——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。比如十恶之行——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、恶逆、不道、大不敬、不孝、不睦、不义、内乱。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，不享有赎、免等特权，所谓“十恶不赦”就是这个意思。又比如八议制度——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亲、故、贤、能、功、贵、勤、宾，也就是皇帝的亲戚故旧及官僚贵族，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，其他罪行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。
此外，《永徽疏议》还确立了许多延续至后世的法理原则，包括划分公罪与私罪、自首减免刑罚、共同犯罪、合并论罪、累犯加重、区分故意与过失、类推、老幼废疾减刑、同居相瞒不为罪、涉外案件等处理原则。可以说，一部永徽律，奠定了中华法系在世界上五大法系之一的地位。
吴中佐的言论以《永徽律》为据，可见其家中必然藏有此书。冯道一边认真听着，一边已经开始打起了他家中藏书的主意。
吴中佐接着道：“至于是否祸及家人，则看司士是否依据前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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